在药物研发中,避免或减少临床实验的核心逻辑是通过体外模型、计算模拟、类器官 / 模式生物、生物标志物精准筛选等技术,在临床前阶段最大化验证药物的有效性、安全性和适用性,同时通过数字医疗、真实世界研究(RWS) 等手段优化临床实验设计、缩短周期或替代部分临床研究,最终减少人体试验的规模、次数和风险。以下是目前主流的核心技术,按临床前替代临床阶段优化 / 替代两大维度分类,接下来分别阐述其核心理念和方法原理。

第一类:临床前阶段 —— 替代 / 减少临床实验的核心技术

        此类技术的核心目标是在人体试验前完成更精准的筛选和验证,剔除无效 / 高风险候选药物,让进入临床的药物具备更高的成药性,从源头减少临床实验的数量和失败率。

一、计算机辅助药物设计(CADD)与人工智能药物研发(AIDD)

        通过计算模拟和人工智能算法,替代传统的 “试错式” 化合物合成与筛选,在虚拟空间中完成药物分子的设计、筛选、优化,大幅减少实验性筛选的数量,同时精准预测药物的靶点结合、药代动力学(PK)、毒理学(Tox)性质,提前排除高风险候选物。

方法原理

  1. CADD    基于分子力学、量子化学原理,构建药物靶点的三维结构(同源建模 / 晶体结构),通过分子对接筛选化合物库中能与靶点精准结合的分子;利用分子动力学模拟预测药物 - 靶点复合物在生理环境下的稳定性,同时通过定量构效关系(QSAR) 建立化合物结构与活性 / 毒性的关联,优化分子结构。
  2. AIDD    以机器学习(ML)、深度学习(DL)为核心,输入海量的药物分子数据、靶点数据、临床前实验数据、基因数据等,训练算法模型:
    • 预测化合物的靶点结合能力、脱靶效应(减少临床毒副作用);
    • 预测药物的PK/PD 性质(如吸收、分布、代谢、排泄,避免临床因药代差导致的失败);
    • 生成全新的药物分子(生成式 AI,如 GAN、Transformer),替代传统的化合物合成,直接设计出高成药性的候选分子。
  3. 核心价值在于将传统药物发现的 “百万级化合物筛选” 缩减为 “虚拟千 / 万级筛选”,提前预测临床潜在风险,减少进入临床的候选药物数量。

二、类器官模型(Organoids)

        构建源于人体干细胞 / 原代细胞的三维微器官模型,替代传统的二维细胞培养和动物模型,更贴近人体生理结构和功能,精准模拟药物在人体特定器官中的作用、毒性和代谢,减少因动物模型与人体的物种差异导致的临床实验失败,同时替代部分动物实验和后续的人体临床探索。

方法原理

  1. 从人体多能干细胞(iPSC)或组织原代细胞出发,通过添加特定的细胞因子和生长因子,诱导细胞定向分化并自组装,形成具有器官特异性结构和功能的三维模型(如脑类器官、肝类器官、肺类器官、肿瘤类器官等)。
  2. 应用场景
    • 药效验证    将药物作用于肿瘤类器官,模拟药物对人体肿瘤的抑制效果,筛选有效的抗癌药物(比传统肿瘤细胞系更贴近人体肿瘤的异质性);
    • 毒性筛选    利用肝类器官模拟药物的肝代谢和肝毒性,肾类器官预测肾毒性,提前排除临床可能导致肝 / 肾损伤的药物(临床药物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);
    • 个性化筛选    从患者体内提取细胞构建类器官,预测药物对特定患者的疗效,为临床精准用药提供依据,减少临床盲试。
  3. 核心优势在于 人源化、三维结构、保留器官的生理功能,弥补了二维细胞培养 “脱离生理环境” 和动物模型 “物种差异” 的缺陷,其实验结果对人体的参考价值远高于传统模型,能更精准地筛选出适合临床的药物。

三、器官芯片(Organ-on-a-Chip, OoC)

        在微流控芯片上构建模拟人体器官功能的微系统,整合细胞、微流体、生物材料,模拟人体的血液循环、组织微环境和器官间的相互作用,实现多器官联合作药的体外模拟,替代传统的单器官模型和动物模型,精准预测药物的全身作用和器官间的相互影响,减少临床因全身毒性 / 器官间相互作用导致的失败。

方法原理

  1. 基于微流控技术,在芯片上制备微通道、微室,接种人体细胞(类器官 / 原代细胞 / 干细胞),通过微流体模拟人体的血液流动、营养供应和代谢物排出,同时模拟器官的物理微环境(如肺的呼吸牵张、血管的剪切力)。
  2. 可构建单器官芯片(肝芯片、心芯片、肺芯片)或多器官芯片(肝 - 心 - 肾联芯片、肿瘤 - 血管联芯片),模拟药物经口服 / 静脉给药后,在人体中的吸收、分布、代谢、排泄和毒性反应。
  3. 核心应用:预测药物的全身毒性、脱靶效应、器官间相互作用,例如化疗药物的心脏毒性、降糖药的肾脏代谢,提前排除高风险药物,减少临床实验中因安全性问题导致的终止。

四、体外毒理学高通量筛选技术

        通过高通量、高内涵的体外筛选平台,在临床前快速检测候选药物的各种毒性(细胞毒性、遗传毒性、生殖毒性、器官毒性等),替代传统的动物毒理学实验和后续的临床安全性探索,提前剔除有毒性的候选物,减少临床实验的安全风险。

方法原理

  1. 高通量筛选(HTS)    将大量候选化合物同时作用于体外细胞模型,利用自动化检测设备快速检测细胞的存活率、凋亡率、代谢活性等指标,初步筛选出无明显细胞毒性的化合物;
  2. 高内涵筛选(HCS)    结合荧光标记、高分辨率成像和图像分析技术,同时检测药物对细胞的形态、细胞器功能、信号通路、基因表达等多个指标,精准分析药物的毒性机制(如是否损伤线粒体、是否引发 DNA 突变);
  3. 核心技术    如彗星实验(检测遗传毒性)、体外微核实验、肝微粒体代谢毒性筛选、心肌细胞电生理筛选(预测心脏 QT 间期延长,临床心血管毒性的核心指标)等。
  4. 核心价值    在药物研发早期完成毒性筛选,避免 “有效但有毒” 的候选药物进入临床,减少临床实验中因安全性问题导致的失败和人体风险。

第二类:临床阶段 —— 优化 / 替代临床实验的核心技术

        此类技术不直接避免临床实验,但能大幅优化临床实验设计、缩短实验周期、减少样本量,或利用真实世界数据替代部分临床实验,最终减少人体试验的规模和次数,同时提高临床实验的效率和准确性。

一、生物标志物(Biomarker)指导的精准临床实验设计

        通过生物标志物(分子标志物、影像标志物、细胞标志物等)精准筛选目标患者人群,替代传统的 “广谱入组” 临床实验,减少样本量、缩短实验周期,同时提高药物的临床疗效显示率,避免因入组人群不匹配导致的实验失败和重复实验。

方法原理

  1. 生物标志物的分类与应用:
    • 诊断性标志物    筛选出患有特定疾病的患者(如 EGFR 基因突变检测筛选非小细胞肺癌患者);
    • 预测性标志物    筛选出对药物敏感的患者(如 HER2 阳性检测筛选乳腺癌患者,用于曲妥珠单抗治疗);
    • 预后性标志物    预测患者的疾病进展和治疗效果,优化给药方案。
  2. 临床实验设计模式    富集设计(仅入组生物标志物阳性的患者)、篮式设计(同一药物用于不同肿瘤但同一生物标志物的患者)、伞式设计(同一肿瘤不同生物标志物的患者使用不同药物)。
  3. 核心价值在于传统临床实验因入组人群异质性,可能需要上千例样本才能显示疗效,而生物标志物富集的实验仅需数百例即可验证疗效,大幅减少样本量和实验时间;同时避免对药物不敏感的患者参与实验,减少人体暴露的风险。

二、真实世界研究(RWS)与真实世界数据(RWD)

        利用临床诊疗、医保、健康管理等真实世界场景中积累的海量患者数据,替代或补充部分传统的随机对照试验(RCT),用于药物的疗效验证、安全性监测、适应症拓展,减少为验证新适应症 / 长期安全性而开展的额外临床实验。

方法原理

  1. 真实世界数据来源于医院电子健康档案(EHR)、医保数据库、患者登记库、可穿戴设备数据、医药电商数据等,包含患者的疾病诊断、治疗方案、用药效果、不良反应、预后情况等全维度信息。
  2. 真实世界研究的核心方法会通过回顾性分析、前瞻性观察性研究,结合倾向评分匹配(PSM)等统计方法,控制混杂因素,使研究结果具备与 RCT 可比的科学性;
  3. 应用场景
    • 替代部分 RCT    对于罕见病药物(因患者数量少,无法开展大样本 RCT),利用 RWS 验证药物疗效和安全性;
    • 适应症拓展    药物获批后,利用 RWS 发现其新的治疗效果,无需开展大规模临床实验即可申请新适应症;
    • 长期安全性监测    替代传统的临床 Ⅳ 期实验,利用 RWD 监测药物上市后的长期不良反应,及时发现风险。
  4. 核心优势在于无需招募患者开展专门的临床实验,利用现有数据完成药物的后续验证,大幅减少临床实验的成本和时间,同时更贴近临床实际用药场景,结果更具实用性。

三、数字医疗与远程临床实验(Decentralized Clinical Trials, DCT)

        利用数字技术(可穿戴设备、远程监测、线上平台) 重构传统临床实验的流程,将 “医院中心化” 的实验转变为 “患者去中心化” 的实验,减少患者的就诊次数和实验的运营成本,同时提高患者的招募率和依从性,缩短实验周期,间接减少因实验效率低导致的重复实验。

方法原理

  1. 远程监测    通过可穿戴设备(如血压计、血糖仪、心电监测仪)实时采集患者的生理指标、用药效果,替代患者定期到医院检测,减少实验的线下操作;
  2. 线上平台    通过 APP / 小程序完成患者招募、知情同意、用药指导、不良反应上报、随访,替代传统的线下招募和随访,提高招募效率和患者依从性;
  3. 数字终点    利用数字技术定义临床实验的终点指标(如帕金森患者的运动功能通过可穿戴设备的运动数据评估,替代医生的主观评分),提高终点评估的客观性和准确性,减少实验结果的偏差。
  4. 核心价值在于解决传统临床实验 “患者招募难、依从性低、周期长” 的痛点,让临床实验更高效完成,减少因实验失败 / 延期导致的额外临床研究,同时扩大患者的招募范围(如偏远地区患者),在不增加样本量的前提下提高实验的代表性。

四、药代动力学 / 药效动力学(PK/PD)模型与模拟

        通过构建数学模型,模拟药物在人体中的药代动力学过程和药效动力学关系,预测不同给药剂量、给药方案下的药物浓度和治疗效果,优化临床实验的给药方案,减少因给药方案不合理导致的实验失败,同时替代部分临床剂量探索实验。

方法原理

  1. PK 模型   基于临床前动物实验和临床 Ⅰ 期实验的药物浓度数据,构建房室模型 / 非房室模型,预测药物在人体中的吸收、分布、代谢、排泄规律,确定药物的半衰期、达峰时间、稳态浓度等参数;
  2. PD 模型   构建药物浓度与疗效 / 毒性的关联模型,确定药物的有效浓度范围、毒性浓度阈值
  3. PK/PD 结合模型   将药代和药效模型结合,模拟不同给药剂量(如每日 1 次 / 2 次、低 / 高剂量)下的药物疗效和毒性,优化临床实验的给药方案(如剂量、给药间隔),避免在临床 Ⅱ/Ⅲ 期因剂量过高导致毒性、剂量过低导致无效的情况。
  4. 核心应用是替代传统的 “剂量爬坡式” 临床 Ⅰ 期实验,通过模型模拟直接确定最优的给药剂量,减少临床剂量探索的实验次数,同时为临床 Ⅱ/Ⅲ 期实验提供精准的给药方案,提高实验的成功率。

第三类:辅助技术 —— 进一步减少临床实验的补充手段

一、单细胞测序技术

        解析单个细胞的基因表达、蛋白水平、表观遗传特征,精准刻画疾病的细胞异质性和药物的作用靶点,为药物的精准筛选和临床实验的人群分层提供依据,减少因疾病异质性导致的临床实验失败。

方法原理

        通过单细胞分离、测序和分析,明确疾病组织中不同细胞亚群的特征(如肿瘤的不同癌细胞亚群、免疫细胞亚群),确定药物的特异性作用靶点,同时筛选出对药物敏感的细胞亚群对应的患者标志物,指导临床实验的人群富集,减少无效样本的入组。

二、基因编辑技术(CRISPR/Cas9)

        通过精准的基因编辑,构建疾病的细胞模型 / 动物模型,快速验证药物的靶点有效性,同时筛选出药物的脱靶基因,提前排除因脱靶导致的临床毒性,减少进入临床的高风险药物。

方法原理

        利用 CRISPR/Cas9 敲除 / 敲入靶基因,验证药物是否通过作用于该靶点发挥疗效(靶点验证的 “金标准”);同时通过全基因组 CRISPR 筛选,发现药物的脱靶基因,预测临床潜在的毒副作用,提前优化药物分子或剔除候选物。

核心总结

各类技术减少临床实验的逻辑可归纳为三个层次

  1. 源头筛选   CADD/AIDD、类器官、器官芯片等技术,在临床前剔除无效 / 高风险药物,减少进入临床的候选物数量
  2. 精准设计   生物标志物、PK/PD 模型等技术,优化临床实验的人群和方案,提高临床实验的成功率,避免重复实验;
  3. 替代验证   RWS、数字医疗等技术,替代或补充部分传统临床实验,利用现有数据 / 数字技术完成药物的后续验证,减少专门的人体试验。

        这些技术的融合应用(如 “AIDD + 类器官 + 生物标志物 + RWS”)是未来药物研发的主流趋势,将推动药物研发从 “试错式” 向 “精准式” 转变,大幅降低临床实验的规模、风险和成本。

额外:人工智能的参与

人工智能(AI)是赋能减少 / 优化临床实验的核心技术引擎,其核心价值在于通过海量数据的高效挖掘、复杂规律的精准预测、研发流程的智能自动化,从临床前候选药物筛选、临床实验设计、实验过程管理到真实世界数据验证的全链路提升研发效率,从源头降低临床实验的失败率、减少实验规模与次数,同时替代部分传统实验的人工和实体操作。
结合此前提及的各类减 / 免临床实验的技术方向,以下按临床前研发、临床实验设计与执行、临床后验证 / 替代三大核心阶段,系统阐述 AI 的赋能逻辑、具体应用和技术落地方式,同时明确 AI 与类器官、器官芯片、生物标志物等技术的融合赋能模式:
一、临床前研发阶段:AI 从源头剔除无效 / 高风险候选药,减少进入临床的药物数量
这一阶段 AI 的核心目标是替代传统 “试错式” 的实体实验,通过虚拟设计、精准预测,让进入临床的药物具备极高的成药性,从根本上减少临床实验的开展基数,是 AI 赋能的核心环节。
1. 智能药物分子设计与筛选:替代传统化合物合成 / 筛选实验

    赋能原理:基于生成式 AI(GAN、Transformer、扩散模型) 和机器学习,直接在虚拟空间完成药物分子的设计、筛选和优化,无需进行百万级的实体化合物合成与体外实验,大幅减少临床前实体实验量,同时筛选出高靶点结合、低脱靶的候选分子。
    具体应用
        针对已知疾病靶点,AI 可生成全新的、结构优化的小分子 / 生物药分子,满足靶点结合、水溶性、代谢稳定性等成药性要求,替代传统的高通量实体筛选;
        基于多组学数据的 AI 模型,可跨库筛选现有药物(老药新用),快速发现潜在的适应症拓展药物,避免全新药物的漫长研发,减少后续临床实验的探索成本。

2. 全维度理化 / 生物性质预测:提前排除临床潜在风险

    赋能原理:AI 通过整合药物分子结构、临床前实验数据、人体生理数据、毒理学数据库,构建多任务预测模型,精准预测药物的药代动力学(PK)、药效动力学(PD)、毒理学性质,替代部分体外 / 动物毒理实验,提前剔除因 “吸收差、代谢快、有器官毒性” 的候选药,避免此类药物进入临床后因安全性 / 有效性问题失败。
    核心预测方向
        PK 性质:吸收(口服生物利用度)、分布(血浆蛋白结合率)、代谢(细胞色素 P450 酶代谢)、排泄;
        PD 性质:靶点结合亲和力、效价、量效关系;
        毒性:肝毒性、心脏毒性(QT 间期延长)、遗传毒性、生殖毒性,甚至脱靶效应(AI 可预测药物与非靶蛋白的结合,减少临床未知毒副作用)。

3. 与类器官 / 器官芯片的融合赋能:提升体外模型的预测价值
AI 并非替代类器官、器官芯片,而是让这类高价值的体外模型发挥最大效用,减少其实体实验次数,同时提升其实验结果对人体临床的参考性:

    AI 可优化类器官的构建方案:通过机器学习分析细胞因子、培养条件与类器官成熟度 / 功能的关联,快速筛选出最优的构建参数,减少类器官构建的试错实验;
    AI 可挖掘类器官 / 器官芯片的实验数据:对模型的药物作用、毒性反应数据进行高维度分析,提取与人体临床相关的特征规律,提升体外实验结果向临床的转化效率,避免因数据解读偏差导致的错误候选药进入临床。

二、临床实验设计与执行阶段:AI 优化实验方案、提升运营效率,减少实验规模 / 周期 / 失败率
进入临床的药物无法避免人体试验,但 AI 可通过精准的人群分层、智能的方案设计、自动化的实验管理,让临床实验 “少走弯路”,大幅减少样本量、缩短实验周期,同时避免因方案不合理、运营低效导致的重复实验。
1. 生物标志物的智能挖掘与验证:实现临床实验的精准人群富集
生物标志物是减少临床实验样本量的核心,但传统方法挖掘标志物效率低、准确性差,AI 成为标志物发现与验证的核心工具:

    AI 通过整合基因组、转录组、蛋白组、影像组、临床数据,进行多组学数据的关联分析,快速挖掘出与药物疗效 / 毒性相关的生物标志物(如肿瘤的突变基因、心血管疾病的蛋白标志物);
    AI 可构建标志物的预测模型,验证其对药物疗效的分层能力,筛选出高特异性、高敏感性的标志物,指导临床实验的富集设计(仅入组标志物阳性患者),让原本需要上千例样本的实验,数百例即可验证疗效,大幅减少人体试验的规模。

2. 临床实验方案的智能设计:替代人工试错,优化核心实验参数
传统临床实验方案(剂量、给药间隔、终点指标、样本量)依赖人工经验设计,易出现参数不合理导致的实验失败,AI 可实现方案的智能化、个性化设计:

    结合临床前 PK/PD 数据、人体小样本实验数据,AI 构建定量系统药理学(QSP)模型,模拟不同给药方案下的药物浓度、疗效和毒性,精准预测最优的剂量、给药间隔,替代传统的 “剂量爬坡” 式人工探索,减少临床 Ⅰ 期实验的试错次数;
    AI 可根据疾病特征、药物作用机制,智能选择临床实验的终点指标(如替代终点、复合终点),提升终点指标的客观性和敏感性,避免因终点选择不当导致的实验结果无统计学意义。

3. 临床实验的智能运营与管理:提升效率,减少实验延期 / 脱落
临床实验的 “患者招募难、依从性低、数据收集慢、不良反应上报不及时” 是导致实验周期延长的核心问题,AI 通过数字化、自动化工具解决这些痛点,间接减少实验规模和次数:

    智能患者招募:AI 对接医院电子健康档案(EHR)、患者登记库,根据实验入组标准自动筛选符合条件的患者,替代人工筛选,提升招募效率,同时扩大招募范围;
    远程实时监测:AI 结合可穿戴设备、线上平台,实时采集患者的生理指标、用药情况,自动判断患者的依从性,对不依从患者进行智能提醒,减少患者脱落;
    智能数据管理:AI 实现临床实验数据的自动化采集、清洗、分析,替代人工数据录入和统计,减少数据误差,同时实时监控实验数据的统计学显著性,实现适应性设计(如提前终止无效的实验臂、调整样本量),避免无意义的人体试验继续开展。

4. 数字终点的智能评估:替代人工主观评分,提升实验结果准确性
部分疾病的临床终点指标(如帕金森的运动功能、抑郁症的情绪状态)依赖医生主观评分,易出现偏差导致实验结果不可靠,AI 可构建数字终点评估模型:

    通过可穿戴设备、影像设备采集患者的客观数据(如运动轨迹、脑影像、语音特征),AI 对这些数据进行分析,自动评估药物的疗效,替代人工主观评分;
    数字终点的客观性大幅提升实验结果的准确性,避免因评分偏差导致的实验失败,减少重复实验的可能性。

三、临床后验证 / 替代阶段:AI 挖掘真实世界数据,替代部分传统临床实验
药物获批后,传统仍需开展 Ⅳ 期临床实验验证长期安全性,或为拓展适应症开展新的临床实验,AI 可通过对真实世界数据(RWD)的智能挖掘,替代或补充此类传统临床实验,减少专门的人体试验。
1. 真实世界数据的智能处理与分析:让 RWD 具备临床实验的科学性
真实世界数据(医院 EHR、医保数据、患者穿戴数据)具有海量、异构、噪声大的特点,传统方法无法有效挖掘,AI 是RWD 向真实世界证据(RWE)转化的核心技术:

    AI 通过自然语言处理(NLP) 对非结构化的临床文本(病历、检查报告、医嘱)进行结构化提取,将异构数据转化为标准化的分析数据;
    AI 利用倾向性评分匹配(PSM)、因果推断模型,控制真实世界中的混杂因素(如患者年龄、基础疾病、合并用药),让 RWE 的科学性接近传统随机对照试验(RCT)的结果。

2. 基于 RWE 的 AI 模型:替代 / 补充传统临床实验
AI 挖掘的 RWE 可直接用于药物的疗效验证、安全性监测、适应症拓展,无需开展专门的临床实验,是减少临床实验的重要手段:

    替代罕见病药物的 RCT:罕见病患者数量少,无法开展大样本 RCT,AI 通过挖掘罕见病患者的 RWD,构建疗效 / 安全性预测模型,为药物获批提供核心证据;
    替代药物 Ⅳ 期临床实验:AI 实时监测药物上市后的 RWD,自动识别药物的长期不良反应、罕见毒性,实现药物警戒的智能化,替代传统的 Ⅳ 期临床实验的长期安全性监测;
    快速拓展药物适应症:AI 对 RWD 进行跨疾病分析,发现药物对其他疾病的治疗效果,无需开展大规模临床实验,即可为适应症拓展提供证据,大幅减少研发成本。

四、AI 赋能的核心优势:与传统技术的本质区别
AI 之所以能成为减少临床实验的核心赋能技术,本质是解决了传统药物研发的三大痛点,这是传统技术无法比拟的:

    从 “经验驱动” 到 “数据驱动”:传统研发依赖人工经验,试错率高;AI 整合全维度数据,挖掘人类无法发现的复杂规律,让研发决策更精准,减少试错性实验;
    从 “线性研发” 到 “并行研发”:传统研发按 “化合物合成→体外实验→动物实验→临床实验” 线性推进,效率低;AI 可在虚拟空间同时完成分子设计、性质预测、方案设计,实现多环节并行研发,大幅缩短周期;
    从 “通用化研发” 到 “个性化研发”:传统临床实验是 “广谱入组”,异质性大;AI 通过标志物挖掘实现 “精准入组”,同时为不同患者设计个性化的给药方案,让临床实验的有效性和安全性大幅提升。

五、AI 赋能的挑战与落地关键
AI 在赋能减少临床实验的过程中,并非无懈可击,目前仍存在数据质量、模型可解释性、监管合规三大挑战,也是技术落地的核心关键:

    数据质量:AI 模型的准确性依赖高质量、多维度的标注数据,目前医药领域存在 “数据孤岛、数据标注不规范、跨中心数据不兼容” 的问题,需通过数据标准化、跨机构数据共享解决;
    模型可解释性:目前多数 AI 模型是 “黑箱模型”(如深度学习),无法解释预测结果的逻辑,而医药研发和临床实验要求结果可追溯、可解释,需发展可解释 AI(XAI),让模型的预测过程和结论符合医药监管要求;
    监管合规:各国药监部门(如 FDA、NMPA)对 AI 辅助的药物研发、临床实验尚未形成完善的监管细则,需推动AI 医药研发的监管标准化,明确 AI 模型的验证要求、数据管理规范,让 AI 赋能的结果被监管部门认可。

核心总结
AI 并非单独实现 “减少 / 优化临床实验” 的目标,而是作为底层技术,与类器官、器官芯片、生物标志物、真实世界研究、数字医疗等技术深度融合,在药物研发的全链路发挥作用:

    临床前:替代传统实体实验,精准筛选高成药性候选药,减少进入临床的药物数量;
    临床中:优化实验方案和运营管理,减少实验样本量、周期和失败率;
    临床后:挖掘真实世界数据,替代 / 补充传统临床实验,减少专门的人体试验。

未来,随着多组学数据的积累、可解释 AI 的发展、监管体系的完善,AI 将推动药物研发从 “试错式” 向 “精准式”、“虚拟式” 转变,成为减少临床实验、提升医药研发效率的核心支柱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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